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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人們總希望借助媒介留存時間、收納記憶、探究自我，這一愿望在面對自己的肖像照時尤為凸顯。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牟怡和碩士研究生李佳楠在《傳媒觀察》第9期刊文，認為自拍作為視覺信息記錄工具，似乎是對個體生活的忠實記錄，但實質上，自拍實踐是一個隱蔽地植入其固有價值偏向的過程。自拍以其媒介偏向與媒介特征，構建靜止而割裂的時空環境，重塑“此時”的定義；創建虛實交織的賽博空間，改變“此地”場景；塑造美顏幻像使人高度卷入，重塑“此身”認知。始于人們探索“存在”目的的自拍，終究難以使人照入自我。我們不能落入技術決定論的悲觀情緒，但身處自拍構建的“充滿魔力”的環境中，人們必須認識其固有的技術偏向性及其對我們日常生活尤其是社交環境的影響。
當舉起智能手機將自己的面容收入6英寸顯示屏成為習慣，當擠進攝像頭微笑比“耶”成為聚會必要環節，當“自我”經歷重重修飾陳列在朋友圈的展示框里，自拍已成為人們確認“存在感”的重要媒介。R.蘇勒爾指出，存在感最核心的是“此時此地”。自拍這一源于人們記錄自身此時真實生活、傳遞此地現實場景需求的媒介技術，如今或許正愈發模糊存在本身，逐漸展現出充滿魔力的力量。
作為媒介的自拍：意義匯集的空間
遠古時代，原始人在洞穴里畫下自我輪廓與同伴分享；文字與繪畫時期，君主雇傭畫師繪制畫像流傳后世，人類刻畫自我形象的習性自古流傳。約200年前，照片作為一種“充分傳遞信息功能的非語言手段”，快速承接了人類與生俱來的記錄經驗、儲存記憶、展示自我、建構形象的需求。如今，自拍也在照相設備和有照相功能的智能手機普及后，快速成為被人們青睞的媒介工具。
基于現實情況和已有文獻，本文探討的“自拍”主要是指普通大眾在日常生活中通過智能手機或數碼相機、拍立得等設備拍攝（包括主導他人拍攝）的，以發布至網絡社交平臺為目的，以自我面容、身姿為展露主體的影像，呈現形式以照片為主。自拍媒介成為人類視覺的延伸，成為個人對理想自我評估的展露，影像與影像的碰撞使得人與自拍照的關系轉變為人與人，甚至是事物與事物之間的關系。麥克盧漢指出，任何媒介都不外乎是人的感覺和感官的擴展或延伸。“自拍”作為一種具有承載信息和連接作用的技術和“意義匯集的空間”，構建出獨有的媒介環境，能夠也應該被作為媒介來審視。
當自拍深入日常生活，我們開始反思：自拍照片為拍攝者與觀看者形塑了怎樣的媒介環境？又為何讓人沉浸其中？它構建出的“遙遠伊甸園”的虛擬幻像，如何持續不斷地對人們的時空認知、自我建構、現實感知造成影響？我們不免懷疑，直至今日，人們能否辨識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質疑的“用一種隱蔽但有力的暗示來定義的現實世界”？當面對自拍媒介時，人們又是否是真正的“使用者”？
自拍的社會化屬性：媒介環境學的審視
自拍貌似是一種個體行為，實則也反映了社會化屬性。
本文以媒介環境學為主要研究視角，將“自拍”置入技術發展和社會環境的背景下研究分析，透視深入日常生活的自拍所構建的嶄新媒介環境及其成因與影響。
在媒介環境學協會（MEA）的官網上，尼爾·波茲曼定義媒介環境學為：探尋傳播媒介如何影響人類的感知、理解、感覺和價值，及我們與媒體的互動如何促進或阻礙我們生存的機會……它是將媒介視為環境的研究。媒介環境學以傳播媒介不是中性的、傳播媒介有偏向性、傳播技術對文化產生影響為主要理論框架，以人與媒介間的互動構建關系作為研究落腳點。其中，媒介偏向性是重要概念之一，英尼斯在《傳播的偏向》中提出“時空偏倚觀”，斯特洛姆、尼爾·波茲曼在其基礎上細化出“感知偏向”“內容偏向”等，以此分析媒介特征，進而從傳播的偏向性之中探尋出文化、技術與傳播間的關系。同時，媒介環境學者將媒介視為“人的延伸”，并關注媒介間的競爭、互動、共生。各類媒介以構建媒介環境的方式影響著使用者的行為，成為社會文化的表征。拋開媒介內容，媒介環境學者重新審視媒介本身，在當代技術語境下，彰顯獨特的社會價值。
每一種媒介都有其媒介偏向，作為媒介的自拍經由技術演變，呈現出靜態的共時特征與動態的歷時特征。
自拍的“此時”——靜止的時間敘事
自拍出現前，沒有任何畫像和文字描述可以快速且準確地實現人像的技術化復制，達成個體形象的“真實”呈現。但是，看似“高還原性”的自拍多大程度完成了敘述和記錄的期許？源源不斷生產的照片圖像究竟是攝影者和觀看者所希冀的真實，還是光怪陸離卻又難以觸碰的虛擬影像？
（一）播放的個人幻燈片
自拍將時間從時空中分離，將瞬間的光影吸收并印刻于底片上成為永恒。就像蘇珊·桑塔格的比喻：“照片乃是一則空間和時間的切片。”自拍產生后，很快被運用于穩固權力、政治選舉。中國清朝時，雍正的“行樂圖”就極具自拍風格，圖片用充滿“擺拍”和表演色彩的身姿強化圣明的君主形象。這些靜態的個人影像宛如播放的一頁頁幻燈片，摘取生活的切片，并有意識地添加標記和注腳，向觀看者進行個人形象的宣傳。
然而，自拍對時空的割裂被隱藏在對靜止畫面的捕獲中，引導人們認為靜止的姿態也可以代替整體和過程，甚至把身姿和面容看得比內在和品行更為重要。人們習以為常地接受照片抓取的靜止和割裂的瞬間，愈發注重外表姿態和外部結構，而忽略真誠的文字書寫與現實的行為交際。自拍引導人們認為現實社會是由大量獨立的個體影像所組成，人們總愿意在自我掌握的攝像頭前展露笑容，但它既沒有解釋前因，也沒有預示后果。“它是一種拒絕聯系和連續性，但又賦予每一刻以神秘性質的世界觀。”
（二）旋轉的七彩萬花筒
從攝像頭的機械構造開始，自拍就注定無法呈現當下的真實。景物反射的光線在時間延遲后進入成像的小孔，在底片上刻畫的是上下顛倒的“真實”世界，于是鏡頭模擬眼睛的成像習慣，將倒立的影像再次顛倒過來。這些圖像的顛倒和堆疊宛如兒時熱愛的萬花筒，輕輕扭轉，上一秒的景象似乎從未出現，留存的僅是瞬息萬變的五彩幻影。
自拍照片作為再現性的圖像，其再現能力源于人物影像與現實之間的一種直指關系。就像胡塞爾在《邏輯研究》中把“圖像意識”看作是一種想象行為一樣，自拍記錄的永遠是“現在”，是人們試圖通過瞬間擁有“永恒”的一廂情愿。從技術角度而言，它也只是有限的銀鹽顆粒或是像素點的集合，這一四方屏幕中的構圖規則、符號元素、色調、局部、形態等，都引導著拍攝者的選擇和處理，它的技術實現、符號規則、畫幅和景深局限性無不決定了照片展現的只是一種匹配的現實，是現實的映象。同時，當我們將自拍上傳到社交平臺的那一刻，照片所處的時空便發生了變化，拍攝者看見他人對自我照片的評論時已處于相異的現實空間和虛擬社交場景。由于自拍的空間偏向性和互聯網傳播的便捷性，自拍影像在場景中快速切換，在“脫域”與“再嵌入”的重復中，自拍者對于自我的照片的現實時空感知不斷被沖淡。難以展現真實面貌的自拍，其本身的敘事能力在拍攝者記憶中也再次被削弱。
因此，無論是自拍技術的自身局限還是所在的瞬息變化的場景，自拍使時間脫離場景，使此時此刻成為幻影。而更為重要的是，在自拍構建出的虛實交織的賽博空間中，人們難以識別和逃脫。
自拍的“此地”——虛實交織的賽博空間
凱文·凱利曾提出“技術是思維的延伸”，在技術的不斷進化下，媒介或許正從模擬意識向引導意識轉變。當裝有自我影像的自拍被擲入社交平臺，人像便獨立于它的所有者，將人從此地此景的現實中拖入賽博空間遠行。
（一）虛擬世界的感知讓渡
讓我們想象這樣一個場景：當我們路過一片花海，微風吹拂，落英繽紛，我們是否會習慣性地馬上舉起手機，選取角度將自己和背景放入攝像取景框中，拍下照片分享后，拔腿就走？沒有心情停下來慢慢觀察感受這震撼人心的美麗。相機留下了我們與美麗場景的合影，但此地的美景和人卻未擁有彼此。自拍戰勝了欣賞、駐足、陶醉，用機器承接了人的感受和記憶。曾鷹和喬瑞金提出，人過于依賴技術，必導致主仆顛倒，產生異化。人們將作為“眼睛”的手機舉起，注視屏幕中自我的面龐時，又是否曾想過，此時的人類成為了手機的柔性自拍桿？屏幕中的成像支配著我們的肢體動作，為了拍出一張令人滿意的圖片，人們的手臂和脖子都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從這種程度上說，此時的自拍成了命令者，而攝像頭成為人的主人。
（二）深度卷入的虛擬社群
人們總是希望借助媒介認識個體與自我、個體與他者的關系，這一現象在人們面對自己的肖像照時尤為明顯。自拍易于傳播等媒介特征正巧契合人的分享欲望，于是新社區形成，部落情感升溫。人們通過照片寄托情感，不同的社群因而自發聚集，形成了早期的“柯達文化”人像分享族群和數字照片階段的圖片社交圈。每個人都能讓自己的影像被世人看見，人們甚至可以使用自拍參與社會監督與權利維護活動。新媒體時代的自拍具備打破霸權的勇氣，促進了虛擬社區的繁榮與發展。各色、各場景的自拍影像有助于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人們通過自拍實踐實現自我賦權和自我認同。
但是，個體對身份認同的探索是受到自拍媒介約束的。人們通過拍攝、分享照片彌補“前臺”的缺陷，并始終期待獲得他人的關注和認可。當理想中的“自我意向”與他人評價相符合時，影像分享者的身份認同才得以構建。由于人們更容易在受到認可的群體中獲得精神寄托和歸屬感，社群成員在不斷的互動中更易迎合積極的反饋，符合社會普遍審美的面容和身體更容易被多數人接受，所以通過交換二維影像而獲得的自我認同越來越傾向于淺層化，越來越容易受到來自陌生人評論的干擾，關于生命的真實體驗被置換成迎合他者的虛擬表演。
在虛擬社群出現之前，麥克盧漢就曾提出“地球村”這個家喻戶曉的概念，這并不是在形容一個高度和諧的烏托邦，而是人們深度卷入的地方。自拍通過社會群體約束人的感官偏向和情感認知，其帶來的動態的、多元性的文化仍可能無法脫離媒介自身的齊一性趨勢，使拍攝者在自拍中寄存的對自我的獨特思考和對自我賦權的努力落入一致化和規則化。正如林文剛所指出的：“我們越卷入，就越會有人尋求自己的身份，借以反制這種超級卷入產生的心理威脅。”然而，人們在自拍中寄托的是真實的自我嗎？展現在自拍上的人像，究竟是伸向自我認知的橄欖枝，還是對理想自我幻像的沉迷？
自拍的“此身”：前臺的幻像自我
當人們將后臺生活推向前臺展示，將私人化影像倒入公眾視野池中，自拍早已不是視覺而成為神經中樞的延伸。在這樣的延伸中，人逐漸失去對自我形象的完整控制力和認知力，人的自我截除成為神話中“那喀索斯的倒影”，自拍中的個體影像，早已遠非“此身”。
（一）同一化的像素點
從照相機視角來看，自拍是光影交錯的成果；而在算法眼中，自拍人像就是一個個RGB數字不同的像素點組成的圖片。智能技術通過平滑色差突出的像素點與周圍的灰度差異、調整整體RGB數字或是對部分像素位置進行偏移來達到“美顏”效果。它無視自拍承載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將其物化為技術可隨意更改的“圖像”或“產品”，使其自動迎合最普遍的社會審美和市場需求。因而，經由AI算法生產的自拍只能是同質化的產物。
在圖像的傳播中，作為交往中介的影像在技術的作用下本就是虛實混雜的，而加入修飾和美化的自拍又將那些掩蓋在“眼見為實”之下的虛假直接暴露無遺。人們將明顯經過美顏處理的圖像放置在朋友圈內，又將收獲的點贊與評論當作對真實自我的評價。福柯曾在《規訓與懲罰》中指出，社會通過一套復雜而精巧的制度實現權力對身體的控制。在他所指的制度與經濟因素以外，自拍影像單維度的視覺延伸偏向也聚焦和放大了人們對個體姿態的關注，將人的容貌與身姿變現為真實的利益，使身體具有物質性和社會性意義，被賦予商品化的內涵。人們用于構成自我形象的像素點被消費社會抹去獨特的顏色，用美顏技術拼接而成的圖像只能是令人沉迷的虛擬幻像。人們在難以逃脫的同時，也在顧影自憐中因認知錯位而麻木。
（二）那喀索斯式自我截除
希臘神話中，河神之子那喀索斯出生時，神示：不可使他認識自己。然而，已成為少年的他看到自己倒影中絕美的身姿和容貌時，在強烈的震驚下，沉迷其中不能自拔。弗洛伊德學派后繼者拉康這樣解釋那喀索斯神話：那喀索斯的自戀來自于鏡像階段，于是奮不顧身地投向鏡像，試圖進行對自我的確認。那喀索斯在水中的倒影，正體現了媒介帶來的強烈刺激和個體自我感官平衡的要求。在自拍帶來主宰身體的快感和社交資源的收獲時，自身卻被孤立，自拍成為一種“圖像拜物”。因而，人體必須做出一種拼死的、自殺性的自我截除，而因為“自我截除不容許自我認識”，這種麻木和休克卻難以被識別出來。正如麥克盧漢所說：“如果要使用技術，人就必然要為技術服務，必然要把自己的延伸當作神祇或小型的宗教來信奉。”那喀索斯式倒影成為了獨立于自身的“對象”，個體對感官平衡的本能追求使得人們被迫關閉感知通道以緩解神經系統難以承受的強度。也因此，自拍影像世界和視覺世界成為使人感到安穩的“麻醉區域”，自拍蘊含著對自我的探索降格——也許這種麻木和自我截除便是我們“供奉”影像所付出的代價。
照片持續不斷地進入日常生活，如麥克盧漢所言，“在與我們自身這些形象的關系中，我們進入了潛意識中知覺麻木的那喀索斯角色。”自拍構建的虛擬媒介環境，人們因失去感知能力和理性思維能力而難以識別；將自我認知寄托于虛擬社群，在自拍的引誘下，身體淪為被觀賞的對象，甚至在自我截除中變得麻木而盲目。我們成了“技術的伺服系統”。光怪陸離的世界表象和極具迷惑性的視覺形象沖擊著使用者的感官，光暈脫落，我們面對的，終究是“自我空無的困境”。
我們應警惕媒介環境和媒介力量，充分發揮人的能動性和意志力，抵抗媒介“反噬”。自拍為人們提供了全新的“自我凝視”的途徑和方式，同時它亦注視著我們。舉起手機將面容收入顯示屏時，我們需要重新思考：我們如何對待快門按下的“此時”、“此地”與“此身”？它給人帶來了什么樣的力量和自由？什么樣的力量和自由會因此而削弱？怎樣做才能對抗它的負面力量？新的研究正在進行，我們有理由相信，通過對自拍的進一步認識，個人影像將幫助人們更好地探索自我，技術與文化終將和諧共生。
（載《傳媒觀察》2022年9月號，原文約10000字，標題為《作為媒介的自拍：基于技術偏向性的審視》。此為節選，注釋從略,學術引用請參考原文。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國家人工智能戰略下新聞傳播產業創新研究”<18BXW046>的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 李佳楠，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 ?
牟怡，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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